公益基金会如何盈利，公益基金会盈利吗？

恽汝成（左一）到邹一杰家走访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周南 王晓慧 北京报道

八月，江苏省镇江市丹阳市，近40度的高温炙烤着一幢二层白色小楼。楼梯口一侧挂着两块白底黑字竖向牌匾，从左向右整齐排列，分别写着“丹阳市玉汝于成助学社”和“丹阳市玉汝于成慈善基金会”。

前者成立于2014年，后者作为丹阳市成立的首家民间慈善基金会，成立于2019年，二者共同构成了“玉汝于成”这一“体系”。

恽汝成是助学社的创办人，也是基金会的理事长，69岁，是一位退休教师。他总是操着一口不易辨别的丹阳普通话跟记者介绍孩子们的情况。

在对“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这一品牌助学项目进行为期3天半的探访里，跟随恽汝成一众人的脚步，《华夏时报》记者看到了“艰难困苦”，亦有幸见证“玉汝于成”。

艰难困苦

贫穷是什么？

“贫穷就是自己想买的、想吃的、想完成的事情，因为金钱的限制，只能眼巴巴地望着；就是你只能看着别人完成你的心愿，自己只能站在原地；就是自己努力了，但可能要晚别人20年才能达到一样的成就。我会觉得很不甘。”

许阳（化名）是“00后”，今年21岁，正在东北某师范类院校心理学专业读大三。他说这话时并非埋怨，只是平静地阐述。

记者第一次注意到他是在“玉汝于成大学生职场精英孵化计划——今年大学生交流会”上，他正作为学生代表，给即将步入大学的其他受资助学生做经验分享。许阳在讲台上思维清晰、侃侃而谈的样子很难让人联想到“艰难困苦”，直到跟记者的两次对话中，他进行了讲述。

许阳是从初一下学期开始接受资助的，那年他14岁，母亲在前一年因癌去世，父亲65岁，只能在村子里做些零活。当班主任找到他，称有人要资助他上学时，他将信将疑。直到一系列调查走访和结对仪式后，面对定期发放的助学金、结对的资助人和各种学生活动，他对“助学”二字才逐渐有了真实感。去年末，父亲也去世了。

许阳不是个例。

在丹阳，生长在贫困家庭且真实地陷入困境的孩子还有很多。跟随基金会工作人员，记者实地走访了6个家庭。

严桦（化名）是“捡来的”，19岁，父亲、奶奶因病相继离世，和80岁的爷爷相依为命，2014年开始接受资助，开学读大一；邹一杰（化名）19岁，被奶奶带大，父亲早年意外死亡，母亲改嫁，家里去年才装上自来水，前两年邹一杰因肾病休学，2017年开始接受资助，今年考入南京财经大学；沈洁（化名）14岁，轻微抑郁状态，父亲肢体残疾，母亲智力残疾，去年底开始接受资助；张俊（化名）13岁，父母都是残疾人，收入微薄，2018年开始接受资助……

严桦的爷爷开心地向记者挥手

仅仅是如此罗列，也能想象其间艰辛，难免让人想到那句“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万幸，有人看到了他们的“不幸”。

精准助学

看到“不幸”，但不可盲目伸以援手。

基金会收集困难学生信息主要通过学校、社区或个人来报三种方式，而恽汝成发现，不少学校资助存在误区，学校老师很少进行家访，一般都是凭村委或社区证明决定是否资助。“这里面的误差率太大了，其实有很多困难学生出于自尊心或者羞耻心不愿意打证明材料、递交助学申请，助学金发不下去了，还误认为没有贫困生了。还有的家庭，我亲眼目睹，他们生活在社会平均水平之上，根本不属于贫困。”

“所以，助学必须在‘精准’上下功夫，资助贫困生一定要好好把住关。”如何把关？首先就是要筛选和确定真正需要资助的困难学生。

为此，项目设立了三项标准：贫困、懂事和便于助学跟踪，同时满足这三个条件，且尚末接受其它民间公益组织长期资助和爱心人士资助的丹阳市大中小在校学生，即可获得资助。

“贫困”一项是由基金会通过了解学生家庭的经济情况和是否已享受低保、民政补贴或教育补助等作出判断。“懂事就是这个孩子要知道关心家人、孝敬长辈，要尊重师长、帮助同学，要好学上进，品德要好，成绩中上等。”恽汝成解释道，“便于助学跟踪”则是指，为了实现精准帮扶学生至其完成学业，基金会将帮扶对象限制在本地学生及长期在丹阳打工务农的外来人员子女中。

而一切的了解和判断则与走访密切相关。

丹阳方圆千余平方公里，人口近百万，资助的孩子遍布上百个村，为了方便走访、慰问和开展活动，基金会把丹阳划成十个片区，并成立一支500余人的玉汝于成志愿服务队，队下设班，每班负责一个片区。

每当收到困难学生信息后，学生所属区域的“班长”会组织人员做家庭走访，为了最大限度保证公平公正和完整性，避免出现志愿者凭个人好恶评判孩子及家庭的情况，每次走访的志愿队伍至少3人成行，并对照资助标准，全方位交流、拍照和记录信息。而为了保护孩子隐私，走访时，所有志愿者都不得穿统一的志愿者服装，只能佩戴志愿者证，低调出行。

“另外，初次调查走访，在询问家庭情况时会避开孩子，以免带来二次伤害。但当跟孩子的班主任了解在校情况时，会当着孩子的面，让孩子也了解老师对自己的评价和建议，我们会及时针对性地跟孩子沟通。”玉汝于成工作人员汤爱仙说道。此外，志愿者也会通过社区（村委会）工作人员侧面了解。之后，所有走访志愿者会共同讨论，对是否符合资助条件作出资助与否的判断，并报于基金会总部，作出最终决定。

如此走访和沟通，堪为细致。不过，把“懂事”“成绩中上等”作为标准合理吗？处于这一标准反面的“坏孩子”“差生”怎么办？

“看到成绩好的孩子因为家庭不能上学，我们确实觉得很可惜，但是除了标准，我们在资助时还有一个观点——有时候，少培养一个罪犯，等于甚至多于培养了十个警察。”方丹平是助学社的副理事长，也是参与资助的爱心人士，他言辞迫切：“我们在资助的过程中，看到有的孩子他也很老实，但成绩就是差，脑瓜子就是不灵，这个没办法。我资助的孩子就是，三胞胎里面两个成绩都不好，按道理应该都刷掉，但是我们都资助了，成绩最差的那个就是我资助的。成绩差，也要读书。”

在实际走访中，记者见到了8岁的张佳（化名），成绩一般，喜欢画画；19岁的许璐（化名），接受资助6年，今年考上了大专。他们的成绩大约都不算“中上等”。

8岁的张佳非常喜欢画画

这似乎印证了恽汝成的诚恳：“我是一个人民教师，我希望每个孩子都好，看到困难的孩子，能帮的都帮。但也说句实话，我们能力有限，有多大劲使多大力。”

玉汝于成

如何使劲？

玉汝于成建立了一套完善的经济助学体系，一方面，由资助人一对一或一对多每学期给孩子发放基本的资助金用以上学。

另一方面，玉汝于成还与当地企业联动，专门建立奖学金制度，“以奖代助”进一步激发所资助学生的内在动力。针对小、初、高学生设立“未来之星奖学金”，接受资助的孩子在学校获得“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分别给予300、500、1000元奖学金；针对高三毕业生设立“未来之星高考优秀学子民生奖学金”，录取学校为一本、211、985、北大清华的学生分别给予1000、3000、6000、12000元奖学金；针对在校大学生设立“玉汝于成优秀大学生常美奖学金”，凡在校期间获得学校奖学金，同时勤工俭学、加入学生组织，按照在大学里获得奖学金总和的80%发放，鼓励孩子们全面发展，一年一评。

“别看我们这些孩子条件艰苦，他们都很优秀的，这些年，我们资助的孩子一本分数线录取率达50%，还有两个孩子上了北大的。每年下来，我们要在这一块投入不少钱的诶。”这钱投入得开心，恽汝成边说边笑。此外，经济资助还包括危房改造、增添家庭设备、节日慰问等。

“我们的这些困难家庭的孩子，一般都是缺爹少娘、家庭残缺不全，好多家庭存在隔代教育、监护缺失等教育方面问题，所以普遍性格内向、自卑、不善言辞，有的还会出现一定程度上的心理问题，对孩子们进行精神关爱和精神引导这项工作比经济资助更重要，难度也更大。”

为此，玉汝于成开启了精神助学。

针对孩子们的共性问题，主要将“听、写、看、讲”结合，利用节假日开展学生活动。“‘听’就是通过讲座或者网课的形式，请专家、学者、企业家给孩子们讲传统文化、学习方法、目标规划；‘写’即让孩子们写演讲稿、写读后感，以及给爱心人士写自己想说、愿意说的话；‘看’则是带孩子们走进高校，感受大学校园的文化沉淀，以此激发孩子们的学习热情，还带着孩子们参观各地科技馆，游玩中山陵；‘讲’就是分片分点举办主题演讲比赛，学生尽可能人人上台，并邀请老师分别针对性地给予点评鼓励，还会评选先进，发奖激励。”

考虑到很多孩子是事实无人抚养孤儿，为了照顾个性化需求，自2016年，玉汝于成启动了“爱心爸爸妈妈”专项活动。“我们是结对助学，爱心人士会与受助孩子建立较为稳定的长期联系，经常鼓励他们。当孩子们出现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时，爱心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到场。”恽汝成说道。

另外，玉汝于成和丹阳市心理学会建立联系，请心理学老师给孩子们开展心理辅导讲座，针对有心理障碍、抑郁状态的孩子，会组织专人上门定期予以心理辅导。

同时针对贫困大学生就业压力大的现实问题，于2020年开展“大学生职场精英孵化”项目，定期开展大学生交流会，以老带新；邀请企业家对大学生进行职业素养等综合素质的辅导，以帮助大学生们树立起目标清晰的学业规划和职业规划，同时带领大学生走进鱼跃等丹阳名企，了解企业文化与生产运营理念等。

公益考题

在恽汝成看来，“玉汝于成”就是助你成功。那么，“成功”了吗？助学成果究竟如何？

截至今年6月底，“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项目已累计结对资助困难学生626名，累计发放各类物资与助学金、奖学金、特困慰问金等价值逾1000万元，累计开展励志夏令营、心理疏导、国学礼仪培训、公众表达力训练、交通安全教育、上门关爱慰问等活动一百多场，直接受益困难学子600多人，间接受益者1000余人。同时，9年多来，集结的爱心企业100余家，爱心人士、志愿者达到500多人。

数据之外，如何测量？讲座、演讲、参观校园，这样的活动形式是否陈旧，精神资助能给孩子们带来影响吗？带来怎样的影响？对于玉汝于成，科学专业地测量对孩子们的帮扶效果，依然是个考验。

客观而言，测量一个服务项目标准较为复杂，深圳市罗湖区社工客社会创新发展中心的创办人顾正品在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曾指出，服务的效率、服务对象的满意度、公益机构自身的公信力、服务的社会影响力、项目的可持续性等都应纳入其中。然而对人的服务往往是一个人综合素质提升的过程，也是整个社会环境进步的指标，有很多软性评估，因此难以建立成熟合理的评估体系。

那么，从碎片化的对话中或可窥其一二。

在记者走访的六户家庭里，包括两个小学生，1个初中生和3个准大学生。实际上，年纪偏小的孩子并不明晰助学的意义，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一群叔叔阿姨帮助他们上学，修缮了家里的房子，带他们参加活动，还常常上门跟他们聊一聊。大一点的孩子体会更深。

邹一杰告诉记者：“一开始，我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莫名其妙的机构，就这么来送钱。时间久了，经常有老师跟我聊，我发现除了钱，他们好像还有其他内容，我想了解这个机构，所以就主动提出有志愿活动也叫上我。”

在陪同走访的过程中，邹一杰并不把自己当成一个贫困生或者受助者，“我会了解和观察别的家庭的情况，有时候听到志愿者之间的对话，看到他们毫无保留地帮助学生，看到学生的不同反应和变化，心里就会有触动。我觉得自己也是志愿者。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感觉自己以后也会做这种帮助人的事。”

许阳的情感则有些复杂，一方面他直言自己从中学习和获得了很多，“玉汝于成让我有了清醒的意识，让我知道不要因为贫穷而自卑、自甘堕落，贫穷并不能成为一把枷锁。”

但从自身经验出发，他也告诉记者，“我希望资助人和受助对象之间可以有更多交流，希望基金会可以给学生提供一定的情感支持。”许阳向记者解释称，从情感上，一方面，作为一个孩子，他对资助人怀有很多期待；但另一方面，他又清楚自己和资助人之间并无血缘关系，“帮是情分，不帮是本分”，他对资助人不敢、也觉得自己不该抱有更多期待。此间矛盾，让许阳心生复杂。

“还有，我希望我们这些接受资助的学生也能加强和基金会的连接。有时候，跟基金会自身发展相关的一些活动，比如‘九九公益日’配捐需要志愿者，其实大家动动手指转发，也不会花多少钱、不会花多少时间，我们这些大学生都能作为志愿者参与进来。”说到这，许阳又有些兴奋，在他看来，如果接受资助的学生也能成为助力基金会发展的一部分，基金会就会获得发展，从而帮助更多孩子，最终形成一种以老带新的生态。

触动与收获，矛盾与纠结，思考与畅想，资助人与受助者……显然，种种声音之间传递出，助学不仅仅是“助学”，更是筑梦和铸人。

如此，如何提升公益服务水平，多方面、全覆盖地助力儿童青少年人格发展？如何做好项目筹款，保证项目及社会组织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如何做好助学、筑梦、铸人，并将这三者贯通？或许，这不仅仅是留给玉汝于成这一家助学基金会未来的发展考题，也是留给公益圈乃至整个社会的时代命题。